除银行贷款外，许多创业者在起步阶段，都是依靠的是亲戚、朋友或熟人的财力。这些资金可以采取借款和产权资本的形式。不仅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也会有资金充裕者将钱借给短缺者进行周转，收取一定的利息，这种资金融通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借贷。
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资金借贷存在。但以规模和组织性而论，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较普遍，湖南、四川、东北等内地亦不鲜见。有一个湖北小业主赵先生，干了十多年服装生意，就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做生意全靠自有资金和向朋友临时借，或者企业之间相互拆借，最多时曾向社会上借了100多万元。他告诉我们，企业向社会借钱一般由他写张私人借据即可，一年还一次利息，期限也很灵活，利率则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不像银行，既要审查财务报表，还要半年结算本、利息。他说：“做服装生意讲求的就是个信息灵，反应快，耽误不起。现在社会上借给我平均利息是8厘，而银行现在尽管利率降了，也还有5厘多，还要经过多道审批，花很多的费用，最后还不一定能够批得下来，太折腾人了。”
赵先生的意见颇具代表性。由于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短期、灵活、便捷的资金需求，后者只好“望贷兴叹”，转而寻求民间资金的支持。以我们的观察看，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包括那些已经做大的企业，都是靠民间借贷发家的，即便如今富豪榜上响当当的富豪也未必能有例外，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创业者才利用扩股等其他形式筹集资金。
在多年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浙江都有不少富豪上榜，其中浙江温台(温州、台州)地区的富豪尤其引人注目：一是人数多，二是财富量较大而少泡沫，不像有些人在富豪榜上坐过山车，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老是让人感觉不踏实。
但在这两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中，其实真正令人吃惊的并不仅仅是民间藏财的丰富，还有其财富的运作方式。让我们对此作一回顾，朋友们或许能得些有益的启示。李书福是个名人，他造的吉利车，在社会上口碑不一，但卖得一直不错，因为吉利是确确实实的国产货，百分之百、如假包换的民族产业。吉利集团遭遇的“侵占巨额财产”事件，曾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公开报道，事件的主人公之一李国顺回忆：“1997年李书福要搞汽车，李书福说你把钱投进来，我按2分利给你，我说投资太大了，李书福说有钱的带钱，有力的带力，你投个1 500万就够。”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像这种事，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人不便置喙，只是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在吉利的四个轱辘底下，并不只有李书福一个亿万富翁，还匿伏着多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李书福正是集众人之力，依靠各种方式“集合”来的民间资本，才得以圆了自己的汽车梦。
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资金投入，是许多创业者的起点。只是在浙江温州、台州，他们将“民间借贷”这种形式发挥到了极致。这里，家家户户手里都有几十万的现金，但相当一部分温台人手里的钱不存银行，不炒股票，他们的资金在民间金融体系里快速地流动着。
“标会”或者“抬会”，是这个地区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的老百姓之间互相接济的这种组织，在温州被叫做“会”。早期的会有的不收利息，如官会，只是为朋友或族人解一时之急；在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后，温州人开始按月收息，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贷款之间存在2~9厘的利差。在某些地方，往往有一些人是当地公认的资金周转人。平时谁手里有闲钱，会先向他们“登个记”。如果有人要做生意，就去找当地的周转人，周转人在对借钱人的以往信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确认生意没有太大风险，就会把会内其他人的钱先借给他，几百万的资金在几个小时内呼之即来，令人惊讶。
过去民间借贷的范围比较小，主要用于生活临时资金急需，如结婚、建房等等，是老百姓自助互助的一种形式。而现在成为投资融资的重要形式，不仅工业、商业，就连办学校、办医院，也会采取向民间募资的办法，综合性的温州大学大部分的股份都来自民间，其最大股东的投资额是5 000万元。有关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民间借贷，温州的桥头纽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一项统计表明，温州中小企业共有16.7万家，资金来源60%靠民间借款，台州地区的民间融资甚至占到企业资金总数的50%左右。
关于大规模、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行为，过去央行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现在则是不置可否。由明确反对，到不置可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央行对于民间借贷感到头痛的，一个是监督管理，一个是混乱的利率，冲击金融市场。同时，在民间借款者与被借者之间引起最多矛盾的，也主要是利率，闹不好就成了高利贷。
现实中，老百姓对自己手中的钱拥有自主权，同时逐利又是资本的天性。银行利率高的时候，民间资金流入银行，民间借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资金又会由银行流向“民贷”市场，就好像潮水涌动。随着民间对资金需求量的不断增大，如“抬会”、“标会”之类的各种“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最终发展为地下钱庄，不但提供存贷服务，同时提供洗钱和境内外的地下资金流动，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因为市场需求存在，虽屡经打压，但难以彻底根除。有人将民间借贷行为定义为“草根金融”，名其“草根”，就意味着这种“土生土长”的融资方式，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特点，几经打击，依旧顽强地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合法的融资渠道可以满足那些生意人的资金需求。在调查中，有一个企业经营者向我们反映，企业到处借款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有正当的资金融通渠道，谁愿意跑来跑去，花高价去买罪受？他说，现在搞一个技改贷款，要跑两、三个月，还不一定能批下来，用房产作抵押，要打两个“七折”，100万的房产，评估70万元，银行最后贷70(万元)×70%＝49(万元)，还要房产保险。在一个“会”的周期里(一般只有几个月)，借款利息可能高达30％，但急需用钱去周转生意的人，则心甘情愿地或者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
当听到我们说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有规定的，否则属于违法时，赵先生感到很惊讶：“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违法经营’，不过，人家借给我钱，半年一年，6厘8厘的利息，也很正常啊，我对人家是心怀感激的，只有好朋友才这么肯帮忙。我也一直按时还本付息，即便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我也会跟人家说清楚。这么多年了，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帮助。真要按规定2厘3厘利率，我还不干呢，那也显得我太不够意思了。”赵先生边说边摇着头，连说基准利率不合理，“退一万步来说，协商利率也没有什么不好，愿打愿挨的事嘛。”
尽管求助于亲人和朋友融通的资金有限，但仍不失为一种非常重要，甚至是创业之初唯一的融资渠道。但是又因为资金需求的增大和借贷范围的扩大，使钱和这种融资方式一道变得不安全。于是，人们借入钱创业和借出钱令财富增值的梦想，连同亲戚朋友熟人彼此的信赖、信用关系，一同经受煎熬、经受考验。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像民间借贷这类民间金融活动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无法消灭，甚至在事实上已成为当地金融市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不能一味采取“关门政策”，必须区别对待，开启民间资金的多种投资“通道”，“堵”、“疏”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总而言之，更好的办法总是会有的。
很多朋友做生意、创业，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向朋友借钱。民间借贷，尤其是其中的向亲朋借贷，其实是成本最高的一种融资方式，却很少有朋友会想到。成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口向亲戚朋友借钱，无论借到借不到，都可能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可能以后老远见到你就会绕着走，为什么？因为害怕你再开口向他借钱，借与不借都不合适。不借，得罪你；借，害怕收不回来，所以干脆躲开你，这是一种成本。第二种成本，向亲戚朋友借到钱去做生意搞事业，事业一旦成功，你给对方多少回报合适？你给的高，自己所得就少，受不了，而你给的越高，对方只会认为你赚得越多，所以，他总是嫌少，不满意；你给的少，或者干脆就给个本钱，对方意见就会更大，因为他会想，我这钱存银行至少还会有个利息，还不担风险，他更不满意。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按我们所能承受的限额给，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资金使用成本的提高。第三种成本，万一事业失败，你可能只向你的亲戚朋友中的一个人借了钱，消息却会迅速传遍所有的亲友，因为在中国，每个人的亲友圈子基本都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封闭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快。你其实只是借了其中一个人的钱没还，或者一时还不上，但是很可能就引起所有的人都将你当做仇人，同仇敌忾。亲友圈子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软资源，这个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重新构建，你的“生存环境”将被严重毒化，这种成本的付出才是最为可怕的。而据我们的统计，中国创业者首次创业的成功率不到30%，五年存活率只有5%~10%，后果相当令人恐怖。所以，我们总是同那些向我们征求意见的朋友反复叮瞩，除非万不得已，或者是对生意确有把握，否则，不要轻易向亲友借钱开创事业。
民间借贷的基础是信用。关于如何建立信任，曾国藩对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交待，可以供我们学习。曾国藩总是叮嘱他的家人在不需要借钱的时候向人借钱，每年都要借几次，然后按时还上。家人都很吃惊，说我们家里又不缺钱，而且以大人在朝中受器重的程度来看，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家道中落，为什么要去向人借钱呢？曾国藩说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让你们要不时地去向人家借点钱，因为你们这样想，人家也是这样想，到时候我们家里要是万一出了点事，接济不上，需要借钱，人家都不会相信我们的话，自然也就借不到钱，如果我们在不需要借钱的时候就不时地向人家借钱，就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原来曾家也是经常要借钱的，这样的话，我们的面子虽然损失了一点，但是真正到了我们需要借钱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因为怀疑我们家不需要借钱，而不将钱借给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不时地向人家借点钱，然后又总是按约定及时将钱还给人家，这样就会在别人心目中形成一种我们曾家人有信用的印象，这样，人家才肯放心地把钱借给我们。作为一代枭雄，曾国藩为子孙后代深谋远虑，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记住那句老话：“天晴不晒，下雨哪里会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