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
    编制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编制时间： 2007年1月-9月
　　组织领导： 冯惠玲 副校长 
　　首席专家： 张立文 孔子研究院院长
　　“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研究
　　项目组成员名单
　　冯惠玲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张立文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杜  鹏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
　　孙家洲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
　　胡锦光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彭永捷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
　　张  法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杨煦生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黄朴民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康晓光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罗安宪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王英健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孙  璐 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
　　首 席 专 家： 张立文
　　项目执笔人： 杨煦生、张 法
    上篇
　　理论背景与总体精神
    　　引 言
    　　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日增，百年奋斗，第一次显大国崛起之势，几多曲折，第一次呈文化复兴之机。在全球化新潮的浪涛之中，在多元化互动的激荡之下，有数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盛世，在当下中华民族全面建设一个新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之时，应该怎样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建构一个对全球华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标志，呈现一种向世界其它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认知象征，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重大文化课题。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央最高领导基于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久利益而做出的英明决策，是旨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力、感召力、向心力而规划的文化工程。
　　胡锦涛主席在《关于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上批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有关工程建设，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2005年4月在山东视察期间，胡锦涛主席又说：“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把握好，搞好规划，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胡锦涛主席指示说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在中华文化复兴和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崛起这一历史时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将为经历了近代落伍、现代奋斗而今崛起的中国文化打造一个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这一文化标志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博大的思想、卓越的成就、丰富的经验，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心和心理纽带，成为全球华人精神落叶归根的精神家园；这一文化标志又以典型的内容结构、高大的形象、深邃的体系，蕴涵着巨大的枢轴功能，并以广博的天下胸怀、开放的大国态度，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在全球化时代中高度的精神自觉和文化自觉；这一文化标志也让世界认识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与世界各种文化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形象认知和形象感召。拥有中华文化的经典内容和形象体系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永久纪念祭祀本民族先祖先圣先贤的文化圣殿。国家纪念祭祀大典在这里开创，在这里举行，并传之后世。
　　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是多年来中央领导的设想。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就提出了“文化纽带”的主张，他说：“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在1997年又说：“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钱其琛同志1999年4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而作》的文章中说：“中华文化‘纽带’性质和作用首先表现在中华民族认同共有的文化标志”。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出，正是在中央领导华夏纽带工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文化纽带”的思想基础上和思想共识中，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想得到了政界、学界、民间、海外等方方面面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为代表的12位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向胡锦涛总书记呈递了《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11位院士联合发出倡议，愿作为项目发起人支持和参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中国航天界包括两弹原勋任新民在内的11位资深科学家提出倡议，在“中华文化标志城”中树立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标志；海外同胞联合提交了《积级支持和参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意见书》，呼吁炎黄子嗣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而同心协力，诚请中国政府利用国家力量推动这项工程的建设；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来信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乃中国文化之标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若能为‘圣城’之建设献计献策，自当尽力而为”；台湾青少年在曲阜发表《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书》，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在海内外的热烈反响，上中下的大力支持的后面，是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象征性文化标志，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件事很重要”，正是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去凝聚、推进和显示这种需要，进而象征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伟大复兴。因此，胡锦涛主席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的十六字方针，指出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如何总结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在，经验和精神，并凝结和升华为伟大的文化象征标志，就是一项巨大的任务，需要凝聚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进行智能创造，以完满完成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一、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理论背景
　　1、文化自觉
    　　如果我们从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中观察当代文化问题，那么不难看到，近500年来的、特别是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由大航海之后兴起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世界政治所主导的。与此相应，世界文化格局也因之是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基督教中心主义的。这种政治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动摇；而对这种文化格局的反省，则还是新近的事情，特别是在21世纪来临之后，才开始普遍成为自觉的。这个历程，可以用从民族国家的政治自觉到民族文化的自觉的演进过程来表述。在这里，全球化和民族化成为同一个世界史进程的两个互相对立而依存的内在层面。全球化的势态越凶猛，民族化的诉求便越强烈。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越不平等，民族文化的诉求就越清醒。民族文化的自觉，日益成为政治自觉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和思想前提。政治自觉呼唤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转而成为政治自觉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想的提出，正是在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大国地位确立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自觉的一个相应的重要表征。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化”热潮之后，对中华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新一轮的高度重视，将必然表现于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中，中国文化标志城的构想，正是这一领域迄今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2、认同危机
    　　从世界史的角度，现代社会之出现和成形，的确首先发生于欧洲、继而磅礴于北美。然而，在欧洲国家，“现代”的诞生，本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自然过程，是诸多偶然因素凑合而成的一个内在过程，是一个慢慢成熟的有机过程。
　　与此相对，在非欧美民族中，现代化运动则成为一种人为的、自觉的历史运动。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民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权压迫下，对其他非欧美民族而言，进入现代、进入工业文明、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别无选择的救亡图存之路。其结果，就是自觉的现代化运动的发生。现代化必然要求制度转型，因而要求对传统社会格局和观念形态的一定程度的扬弃，要求在文化问题上吸纳异质的因素，甚至在某些领域完全割断或摈弃传统。在这一背景下，这些民族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和断裂的问题。正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自觉中，恰恰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如何面对制度转型过程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的学习和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保存和发扬的基本矛盾。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文化自觉和认同危机的基本矛盾。
　　最后的问题必将是，只有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扬弃西方的一元现代性或单一现代性的幻象的基础上，一个非欧美国家的精神文化自觉才可能达成，现代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才有望得以克服。中国文化标志城正是这样一项工程，一项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物化形态，保存历史记忆，以克服当代精神生活中的认同危机的民族文化工程。
    　　3、回溯传统
    　　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不少民族在特定历史契机上达成的大飞跃，都与该民族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对自身传统、对古代社会和古典问题的新一轮的研究为起点。最为典型的案例，其实恰恰就是西方本身，如果我们回溯西方的近代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持续大发展，都发端于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这场精神运动。这场运动是以重新延续被基督教传统中断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为出发点的。千年的基督教独尊的中世纪历史，使希腊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处于被沉沦或被遗忘的状态，而正是文艺复兴对古代世界的钟情和对古代文化的热情，使对过去的整理和回溯成为走向未来的伟大跃进。在非西方国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在印度，20世纪上半叶，被誉为“圣哲”的阿罗频多对印度古代经典《薄迦梵歌》的重新解释和阐扬，就被看成是印度独立运动的先声。
　　在非欧美民族的自觉的现代化运动中，在特定时期，相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比如日本民族的“明治维新”，就表现了极强烈的反传统因素，在19世纪，日本深入人心的口号为“脱亚入欧”。中国的现代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以反传统为号召，“打倒孔家店”一类口号一时脍灸人口，传统成为现实困境的罪责承担者，这是现代思想史上另一类案例。对这种特殊历史语境中的思潮，今天人们很容易从当时的特定时代氛围做出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其实，与反传统思潮基本并行的，也有其他的以传统为指归的思潮，如章太炎对国学的呼唤——“以国粹激动种性”的洞见，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得到认真的回应；如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所推动的“国教运动”，虽至今依然毁多于誉，这其中所隐含的重续精神传统的卓著努力，正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正视和反思的。
　　在章太炎和康有为这一代士人的努力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关于传统与未来的重大精神课题又以新的形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回溯和前行的关系重新透视和定位的必要性，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人为构造、加深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断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计划，正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关口反思“五四”，承续传统，在尊重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的前提下更好走向未来。以物化标志的象征手段，重新架设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4、文化安全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的并重，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在21世纪帷幕揭开之际，精神文化建设已经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国内问题，而成为一个需要从全球语境中考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际领域，文化传播和文化竞争历来是政治、军事竞争的一条隐形战线。文化、语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及在所有这一切背后所隐含着的基本价值观念的世界性传播，是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全球竞争力的表现和保障。
　　自从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在欧美强国，这一问题很早就成为一种自觉。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不难发现，整个西方政治军事的世界性扩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成功、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传播，这三者，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而已。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进退，共存亡。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现实因素诚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没有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学、思想、艺术及科学技术的传播，西方在500年来的世界史中的中心地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此，文化传播对外构成了文化竞争力，对内强化了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文化竞争力、文化凝